直情(中国哲学基础概念：情、复性说、正名辨位)

情　中国古代哲学用语。指情感、情欲。孔子重视情感之正当的流露，“惟仁者，能好人，能恶人”（《论语·里仁》）。墨子主张兼爱之情，反对个人于一人一物偏爱之情，“必去喜、去怒、去乐、去悲、去爱、去恶，而用仁义！手足口鼻耳，从事于义！”（《墨子·贵义》）孟子对情的态度，与孔子大致相同，其所谓恻隐、羞恶、辞让等，皆以情当合道德原则。庄子认为“圣也者，达于情而遂于命”（《庄子·天运》），主张“有人之形，无人之情”（《庄子·德充符》）。荀子不讲无情而注重对情的节制，“矫饰人之情性而正之”，“扰化人之情性而导之”（《荀子·性恶》），《中庸》和《大学》对于情的看法，基本上与荀子一致。董仲舒以情为恶，主张“辍其情以应天”（《春秋繁露·深察名号》）。三国魏王弼综合儒道关于情的说法，主张以性统情，“然则圣人之情，应物而无累于物者也”（何劭《王弼传》）。唐韩愈认为情同性一样分为三等，“情之品有上中下三，其所以为情者七：曰喜、曰怒、曰哀、曰惧、曰爱、曰恶、曰欲。上焉者之于七也，动而处中。中焉者之于七也，有所甚，有所亡，然而求合其中者也。下焉者之于七也，亡与甚，直情而行者也”（《原性》）。认为人的情感能“动而处中”，符合封建道德原则，则属于上品之情。李翱说：“性者天之命也，圣人得之而不惑者也，情者性之动也，百姓溺之而不能知其本者也”，“人之所以为圣人者，性也；人之所以惑其性者，情也。”（《复性书》）认为情干扰人的本性，阻碍善性的扩充。与其师韩愈之说有所不同。北宋程颢主张以情从理。“夫人之情易发而难制者，惟怒为甚；第能于怒时遽忘其怒，而观理之是非”（《答横渠先生书》）。南宋胡宏论情，以为“人以情为有累也，圣人不去情”（《知言》），讲节情而不主无情。朱熹讲情，谨守《中庸》发而中节说，不主无情：“性之所感于物而动，则谓之情。是三者，人皆有之，不以圣凡为有无也。……学者则当存心以养性而节其情也。”（《答徐景光》）明王守仁说：“喜怒哀惧爱恶欲，谓之七情。……七情顺其自然之流行，皆是良知之用，不可分别善恶，但不可有所著。”（《传习录》）主张情当顺其“良知”之本然，只是不著私意便是了。清颜元反对无情之说：“看圣人之心，随触便动，只因是个活心。”（《四书正误》）戴震讲情每与欲相并论，“性之征于欲，声色臭味而爱畏分。既有欲矣，于是乎有情”（《原善》上卷）。

复性说　唐李翱关于人性的理论。在《复性书》中提出。认为人的本性天赋，至善，圣凡无别，“性者，天之命也”，“人之性皆善”，“百姓之性与圣人之性弗差”，性生情，情明性。“无性则情无所生矣”，“情由性生”。“情不自情，因性而情；性不自性，由情以明”。性受到情（喜、怒、哀、惧、爱、恶、欲）的迷惑，“情既昏，性斯匿矣”，“故性不能充也”。人之情是“接物而生”，“情者，妄也，邪也”，认为性善情恶。主张成圣的关键是去情复性，认为通过“视听言行，循礼而动”，“忘嗜欲而归性命之道”；“能尽其性，则能尽人之性”，“能尽物之性”；“弗虑弗思”，“知本无有思，动静皆离”等修养方法，最后灭除妄邪的情欲，恢复至善的本性，进而达到“广大清明，照乎天地，感而遂通天下”的“至诚”境界，便是复性。

正名辨位　唐李翱用语。对《大学》中齐家治国原则的推衍。《大学》以“修身”、“正心”、“诚意”、“致知”、“格物”为齐家治国的前提。李翱说：“善理其家者，亲父子，殊贵贱，别妻妾、男女、高下、内外之位，正其名而已矣。古之善治其国者先齐其家，言自家之刑于国也。欲其家之治，先正其名而辨其位之等级”（《李文公集·正位》）。将正名作为齐家治国的前提，也是对孔子的正名思想的进一步发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