政界美女头像(华裔女星首登美元货币，多少女性的愿景，终成现实)

近期，联邦铸币局宣布了一个重大计划：将在2022年开始，以不同领域、族裔、兼具多元化背景的美国杰出女性头像作为图案，而在已经确定的名单中，赫然出现了一位华裔女星，她的名字叫做黄柳霜。

上个世纪好莱坞顶级女星的繁荣与辛酸

在上个世纪，黄柳霜的名字对大多数国人来说是一个耻辱，因为她在影片中出演的华人形象，都是丑陋、卑微、负面的，为此甚至遭到宋美龄的封杀。

黄柳霜饰演蒙古女奴（图源网络）

除了种族外，女性的身份，其实为她带来了更大的阻碍。

那个时候，“女权”还是一个过度前卫的概念，影视界的资源都被男性占据，很少有女演员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参演角色，一切都是被既定安排好的——她们从不是计划的制定者与决策者，只能是被动的参与者。

且不说亚裔女性黄柳霜了，即使是凯瑟琳·赫本这样的大牌本土明星，也无力对抗社会的主流意识。在那个由男性主导演艺界的时代，凯瑟琳坚持要按照自己的原则选择剧本，结果也只能是：她开始被演艺界孤立和疏离。

凯瑟琳·赫本（图源网络）

无论多么优秀，只要身为女性，就什么也改变不了。

黄柳霜深知这一点，所以果断放弃了在好莱坞好不容易打下的根基，前往欧洲重启自己的演员生涯。

陌生的舞台并没有暗淡这位女子的光辉，黄柳霜用好几部作品证明了她的实力。她主演的《唐人街繁华梦》在欧洲上映，成为当时的热门话题，几乎覆盖了英国全部的角落。

为此，黄柳霜有幸获得了出席王室宴会的机会。

后来她受邀重回好莱坞，虽然在欧洲的成绩让她增加了一点底色，但仍然无法彻底打破性别带来的桎梏。可供她参选的，仍然是反派领袖、青楼女子等负面角色，甚至哪怕是以中国为背景的电影《大饭店》，她作为二号角色的扮演者，也不被允许出现在电影的演员宣传名单中。

这倒并非是剧组的险恶用心，而是这种刻意忽视女性演员的情况，在当时的影视界十分普遍，主流观念一度认为这没有什么不妥。

哪怕是二十年后，《罗马假日》的制片方在宣传的时候，也企图在海报上隐去奥黛丽·赫本的存在。

罗马假日剧照（图源网络）

性别歧视并非是演艺界的个例，事实上那时在美国职场的各个角落，都充斥着对女性的种种限制。

职场女性的形式解放

上世纪初的美国，女性虽然获得了与男性在公司职场上竞争的权利，但实质上并未做到真正公平。

很多公司会招用女员工，但是并不会考虑把她们安排到核心职位，甚至就连雇佣她们，都只是为了迎合“政治正确”得勉为其难。

公司从一开始，就没有真正接纳和信任过女性员工。

因此，在晋升选拔的时候，女性员工也往往会被雇主习惯性地忽略，她们的上升渠道基本上是被堵死的。

后来在以贝蒂·弗里丹等女权代表的长期努力下，人们才得以改变女性“只适合做家庭主妇”的刻板印象，重新去认识和思考她们在职场上的存在意义。

贝蒂·弗里丹（图源网络）

有部分雇主尝试去使用和提拔她们，发现她们为公司创造的价值并不比男性低，在公司一些决策的制定上面，她们的思考甚至比多数的男性更加细致缜密。

有了发挥的舞台，女性职员开始展现惊人的才能，于是她们的职场生涯发生了质的改变，有了与男性同事竞争公司高层位置的资格。

这是一个讯息，当女性担任高管的先例出现时，会在职场上引发一系列的反应，从而刺激其他女性的从业积极性。

据哈佛商学院的一项社会调查显示，职场母亲的女儿在成年后步入职场时，有更优秀的职场表现，更能承担管理监督的责任，因而能获得比一般男性更高的收入。

在1996年，女性高管占比只有10%

到了21世纪，这个比例已经扩大到了20%

但数据还只是外在表象，女性高管在实际的工作与生活中，要面对的远比男性艰难。

贝琪·霍尔顿是食品巨头公司Kraft的策划及新品副总裁，但这并不能完全消除性别为她带来的麻烦。

Kraft公司（图源网络)

不久前，她的老板曾想过要替换掉她，给出的理由很简单：

“没人能在有两个孩子的情况下担任这个职位。”

但贝琪·霍尔顿十分清楚，老板自己也有两个孩子，其根源还是在于他对女性的偏见。

前《华尔街日报》专栏作家乔安·卢布林出版了他的新书《职场妈妈》，书中对女性在职场与家庭两大夹缝中的挣扎现状进行了深度的剖析。

职场妈妈因为历史强加给她们的特殊属性，导致她们即使能够胜任工作，也几乎得不到配偶与家庭的支持。

而在职场中，老板也担心她们要兼顾家庭，而无法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工作，所以本能地会提防她们。

比起薪资和能力，雇主们更关心女性应聘者近期是否打算结婚、是否要生育小孩、以及是否计划二胎。

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，霍华德·史密斯在1964年要求修改《民权法案》中的涉及就业机会平等的第七章，主张在禁止种族、肤色、民族歧视的后面再加上一条：性别歧视。

这项提案最终被高票通过，所以我们现在能看到，面试官只要询问女性求职者任何婚姻或私人生活问题，便可能涉嫌违法，要面临诉讼的后果。

这固然又是一大进步，但要彻底消除职场上的性别歧视，光靠机械的制度可不够。因为它终究只能改变人们表面的行为，改变不了人的主观想法，因而显得有点“形式解放”。

要彻底改变这个现象，根源还是要从思想上入手，而这需要正确而长期的教育去引导。

先进开放的教育是就业公平的土壤

美国的教育向来以公平、包容、开放著称，很多先进的思维理念都源自学校的培养与引导。

哈佛大学第二十一任校长艾略特曾说过：

“人类的希望取决于那些知识先驱者的思维，他们所思考的事情可能超过一般人几年，超前几代人甚至几个世纪。”

女权领袖贝蒂·弗里丹，便是毕业于诞生过110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、以及出过两位第一夫人的史密斯学院。

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（图源网络）

其他成就不凡的女权代表，也大多有着优秀的高校履历。

因此我们可以认为：教育是文明之灯，它能促进思维认知的提升，赋予人们无与伦比的社会推动力与创造力。

而更值得欣慰的是，年轻的学生们比他们的上一代具备更大的思想可塑性，他们更能接受开放、平等、先进的理念，在教育的正确引导后，能为整个社会带来新的面貌。

而哈佛大学校长口中的知识先驱者，往往都有着不错的教育文化背景。

因此我们可以明显发现：

出生在上世纪80年代后的女性职员，要比70年代前出生的能享受社会更加体面和贴心的照顾。

比如她们的事业能够得到家人的支持，能享受雇主的津贴、产假与婚假之外的“带薪例假”、弹性的调休和上班制度、以及能够比男性同事享有更长与更灵活的“个人时间”。

这种照顾与法律、制度无关，具有很强自发性，是当事人发自内心认可的。

据有关数据显示，全美已经有超过60%的女性在外工作，她们的身影开始遍布在学术界、律界、商界甚至政界。

女性不再因婚姻和生育问题而担心失去工作，男性也不再刻板认为女性应该照料家庭，大家公平竞争，为自己的未来而努力——这种过去女性最大的愿景在如今已经逐渐成为现实。

现在，黄柳霜作为华裔女性头像将登上美元货币，这是一个好的趋势，也许在不久之后，我们还能够有幸看到第一位美国女性总统。